天府可乐被“野性消费”，又一个国产汽水要崛起？******
中新网1月7日电(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若论起近日最火的饮料品牌，或非天府可乐莫属。
先是“天府可乐宣布破产”等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后被证实为“乌龙”，董事长还亲自出场辟谣。作为老牌国产汽水，天府可乐也被消费者“野性消费”，甚至带动一众国产可乐销量攀升。
破产传闻后，天府可乐被“野性消费”
天府可乐破产的相关消息来自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企业破产清算案件管理人选定公告，其中提到，通过双随机摇号选定“重庆海川企业清算有限公司”为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的破产管理人。
就在不少网友为之惋惜、纷纷囤货之时，4日，天府可乐在官方微博回应了破产传闻：“在有关报道中，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司主体为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其作为天府可乐最初注册的公司，在历史发展中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并早在2018年，将天府可乐品牌、商标、配方、生产等逐步移交传承至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因此本次破产清算并不会影响天府可乐的正常发展。”
天府可乐官方微博截图。但相关澄清并没有降低民众的购买热情。4日，天府可乐天猫旗舰店日销暴涨17倍，多款商品销量几何式增长。
面对消费者的支持，4日晚，天府可乐天猫旗舰店紧急发布公告，称破产系误读，民族品牌不会轻易垮，还呼吁大家不要非理性囤货。
1月5日，天府可乐董事长蒋林现身淘宝直播间回应破产传闻，这场直播收获超百万观看量。
天府可乐直播间截图。虽然天府可乐及蒋林在直播间屡次呼吁理性消费，但网友表示，“我理性地选择了不理性，支持下。”“国产品牌就应该多支持。”
电商数据显示，1月5日，天府可乐开播后的1小时，销量暴涨30倍，当天淘宝搜索同比增长超过100倍，并带动国货汽水销量大涨。6日，“天府可乐董事长直播带火崂山可乐”还登上热搜。
“三起两落”的天府可乐
虽然很多网友表示要大力支持，但也有网友称，“没喝过甚至没见过”“第一次听说”。
公开资料显示，天府可乐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重庆美华汽水厂，后曾更名为中国汽水厂、重庆冰厂、重庆饮料厂等。
在天府可乐直播间里，蒋林曾用“三起两落”来概括天府可乐这些年的发展历程。
据介绍，1983年，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成立，曾一度占据国内可乐市场75%的份额，“当时在大江南北都有灌装厂，还把灌装厂建到了莫斯科，产品远销美国等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招商引资大潮，天府可乐与百事可乐合资合作，但在合作过程中逐渐被“雪藏”，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一起一落”后，2008年到2013年，天府可乐老一代领导对天府可乐品牌进行了漫长追讨，最终让天府可乐品牌回到国人手中。2016年，天府可乐品牌复出，消费者也基于对天府可乐的情怀进行支持。
天府可乐官方旗舰店截图。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钱黄曾提到，刚复出的天府可乐产品在重庆、四川等市场一度供不应求。复出第一年，天府可乐就实现了近4000万元的销售额。
但后来在经营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天府可乐又从市场上逐渐退出。经历“两起两落”后，2018年，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成立，引入了新的投资人，天府可乐品牌、商标、配方等也逐步移至新公司。
据蒋林透露，新公司成立后，市场表现有很大改善，年增长率接近翻番。但如他所说，公司现在是在“夹缝中生存”，与最辉煌时有很大差距。
财务信息显示，2021年，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实现营收1651.87万元，净利润亏损1832.47万元。2022年1-5月，公司实现营收932.55万元，净利润亏损407.22万元。
2022年7月，重庆产权交易网曾发布公告，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拟转让天府可乐(重庆)饮品公司11.8784%股权。天眼查信息显示，目前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已从股东中退出。
老牌汽水振兴之路不好走
“成立合资公司的时候，我们和国际巨头在中国的市场上是势均力敌的，但经历雪藏后复出时才发现，已经是蚂蚁和大象的关系。”
蒋林的这番话揭示了天府可乐曾经衰落的原因，而被“雪藏”也是多个国内汽水厂共同的境遇。
彼时，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并购了除正广和之外的国内七大汽水厂，“雪藏”了这些国有汽水品牌，再利用这些汽水品牌的渠道输出自己的产品。这一过程，后来被形容为“水淹七军”。
冰峰由于与百事可乐多签了一则协议，禁止对方在西安生产玻璃瓶饮料，而“幸免于难”，其他记忆中的汽水品牌却就此湮没。
资料图：北冰洋。 中新社发 富田 摄2007年，经过漫长的谈判，北冰洋的经营权由一轻控股公司以“4年内不得以北冰洋品牌生产任何碳酸饮料”为条件，从百事可乐公司收回。曾在合资经营过程中被彻底边缘化的八王寺、崂山可乐、亚洲汽水、山海关等国产汽水品牌也陆续收回了商标和配方。
但如今国内碳酸饮料市场被国际巨头垄断，其批量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和低价策略，也让国产汽水在价格上难有优势，老牌汽水品牌除了打情怀牌，也在尝试做出改变。
近年来，天府可乐积极开拓新消费场景，还陆续推出草本无糖等新品，并持续加大研发、市场及渠道的投入。其他老牌汽水品牌或加码营销，或发布新品，亦试图笼络消费者的心。
虽然天府可乐目前受到追捧，但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告诉中新财经记者，从产业端、渠道端、消费端来看，天府可乐整体的运营模式、经营理念、区位、产品结构和整个供应链以及成本控制等，均存在短板。
“这也是国产汽水的一个缩影，如何振兴国产汽水，如何走差异化之路，如何形成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都是国产汽水的‘老大难’问题。”朱丹蓬表示。(完)
气候变化真的存在吗？还是仅仅是理论预测？****** 当地时间12月7日，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正式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电影艺术与气候传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在边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 俞岚认为，当前气候传播应该传递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是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第二是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第三是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 在俞岚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 中新社 陈溯/摄以下是俞岚致辞全文： 尊敬的解振华特别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新闻社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气候传播和公众意识”主题边会。这是我们连续第六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主办这一主题的边会，也是解振华主任今天凌晨抵达卡托维茨后参加的首场边会，足以可见中国政府对于气候传播和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高度重视。 我本人从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开始跟踪全球气候谈判进程，8年来，我和我的同事笔下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气候人、气候事，见证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进展，也目睹了绿色低碳转型的艰难和困惑。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强烈不确定，作为媒体人，我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向公众讲好气候故事，鼓励更多人自觉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在新的数字化时代，媒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定位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我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在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有一个问题跃然而出，那就是“气候变化是现实发生还是理论预测？”如果答案不是一目了然，那么让我们直观回忆一下近期肆虐的飓风麦克，加利福尼亚山火，印尼的海啸以及很多美妙名称的极端天气现象，比如厄尔尼诺。所以，无需复杂论证，气候变化确实在发生，并且发生的频度和烈度均超出我们的预期。显然，我们需要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经过了连续三年的平稳表现后，2017年、2018年再度反弹。到底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做得远远不够？1.5度或2度的目标如何才能按进度实现呢？或许，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更加坚定，并且更加有指向性。 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也应该是当前气候传播中的要传递的重要信息： 第一，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任何经济实体，在财务收益的必然选项基础上，必须把环境、社会效益和公共责任纳入目标和愿景；任何投资活动，除经济回报外，ESG、责任投资和可持续性投资等必须自动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公共意义和愿景必须是人类财富创造活动有机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绿色必须始终成为人类活动的底色。进入新经济时代，绿色代表价值，绿色创造价值，没有绿色内涵的所谓经济价值在扣除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之后所剩无几，所以，公共意义和愿景并非经济不可持续，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全球多边协议是“从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需要广泛协调参与国的利益和诉求，参与国以民生、发展、福利和成本等因素，都能相对容易地拒绝协议或执行时消极应对。协议本身立意高远，结构缜密，但症结却在执行层面，没有一定强制力的执行机制，国际协议全面落地的可能性不高。那么，为何不可以考虑同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呢？就是建立规则导向的气候要素市场和发明并推广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绿色技术一旦经济上可行，它的系统性推广就会提速，而广泛运用也就水到渠成。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技术不仅是催化剂，而且是主要推动力，一旦通过市场使技术可定价、可交易，那么，即便出于经济考量，市场主体也会理性判断并调整其碳排放和碳足迹，经济个体合成的结果是绿色经济整体收益的“帕累托改善”。 第三，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数字化时代，技术无处不在，绿色经济也不例外。绿色倡议在规范化和流程化的过程中，诸多环节存在瓶颈和制约，仅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疏导和协调，但多元利益诉求的低程度披露和低精度量化始终约束效率的进一步焕发。假设换一个思路，把技术引入绿色经济流程。比如，区块链技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方法，把绿色经济活动和所有参与者的一举一动实时记录，任何修改都会同步呈现，信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高度对称，任何的“漂绿”(greenwash)和指标数据造假行为分毫毕现。因此，可核实的技术实现迎刃而解，其后的惩罚机制和强制措施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这些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有争议或者有疑虑的问题，恰恰是媒体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在波兰、在欧洲，在全球各国，都有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然而，与此同时，IPCC最新发布的1.5摄氏度报告又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但跑步的速度还不够，记者与媒体的职责，或许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一点，并且用前瞻的眼光帮助厘清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看到，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是曾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朋友，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气候治理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媒体、学界、企业、民间组织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我衷心希望，气候传播的朋友圈能够越来越大，气候传播的事业也能够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参与其中。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边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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